【封面】安全文化溯源

信息來源:南網知行  發布時間2020-06-04

  安全是人類本能的需求,安全文化伴隨著人類的出現而不斷地發展演變。

  遠古時代,人們用木棒、石器抵御侵襲,大禹治水,張衡發明地動儀幫助人們認識地震,這都是保證人們生產生活安全的偉大創舉。中華文明在其悠久的歷史進程中,對安全的認識也在逐代沉淀和積累,古語云,“居安思危,思則有備,有備無患”,這些智慧結晶,于今天的安全文化也極具參考價值。

  只是,在原始社會和農耕時期,受限于科技發展,人們在遭遇自然災害和疾病時,應對安全威脅的方法還是有限,更多時只能祈求天助。因此,這一階段的安全文化總體表現出被動承受的行為特征,有學者稱其為安全宿命論。

  始于18世紀的工業革命,給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帶來了巨大的改變。進入工業文明時代,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機器的發明和使用。伴隨著機械工程的發展,人類開始從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。毋庸置疑,機器工業帶來了生產力的大幅提高,但同時生產中的安全問題也隨之而來。

  1802年,法國人E·I·杜邦來到美國建起了自己的火藥廠。黑火藥的生產伴隨著高風險,為安全起見,E·I·杜邦為廠房搭建了厚實的磚墻和屋頂,即便如此,火藥工廠的事故仍然不時發生,E·I·杜邦的幾位親人也未能逃脫厄運。最大的事故發生在1818年,一場爆炸導致40多名員工喪生,而當時杜邦公司總共只有100多名員工。這次事故后,杜邦幾乎面臨破產。

  痛定思痛,E·I·杜邦開始認識到,僅靠設備和廠房并不能完全杜絕安全事故,必須有制度和意識的保證。這次事故后,他作出了三個決策:一是建立管理層對安全的負責制,二是建立公積金制度,三是加強對員工的關懷。這三點決策對杜邦公司影響深遠,200年來,杜邦安全理念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,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安全文化。

  如杜邦一樣,從事故中吸取教訓成為這一階段大多數企業的常態。由于大量的機器設備被應用到生產中,工業安全事故在這一時期層出不窮。這其中有早期機械設計較少考慮安全操作的原因,但更多表現在員工安全意識和企業安全管理的缺失。

  于是,人們開始在實踐中反思,不斷地改進技術、改進機器設備,增加安全措施。這一過程中,物態的安全問題逐漸得到解決,更重要的是,人們在生產實踐中積累了經驗,增強了對安全活動的認知,過去僅靠經驗的被動安全的局面得到改變。

  到20世紀初,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驗的累積,人們對安全活動的認識更加深入,比如杜邦公司在1912年就建立了安全數據統計制度,安全管理從定性管理發展到了定量管理。于是人們不再滿足于亡羊補牢式的事后型安全管理,許多專家、學者開始研究安全管理的理論,尋找更加有效的方法,提出要在生產活動中改善人與物的關系,以實現兩者的綜合協調。

  其中,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安全工程師海因里希(W.H.Heinrich),他在1931年出版的《工業事故預防》一書中,闡述了根據當時的工業安全實踐總結出來的工業安全理論,即事故因果連鎖理論。這一理論闡明了導致傷亡事故的各種原因及與事故間的關系,海因里希認為,傷亡事故的發生不是一個孤立事件,盡管傷害可能在某瞬間突然發生,卻是一系列原因事件相繼發生的結果。

  1941年,海因里希對55萬起生產事故進行了統計分析,結果顯示,死亡或重傷、輕傷、無傷害事故的比例為1:29:300,這意味著每300起事故中,必然包含29起輕傷事故和1起死亡或重傷事故。此謂事故法則,國際上稱之為海因里希安全法則。

  這一法則告訴我們,要預防重大傷亡事故,就必須減少和消除無傷害事故,重視事故的苗頭。安全管理專家在分析中發現,人為因素、工程因素、不可避免的事件是造成事故的三類原因。海因里希的研究結果顯示,88%的事故是人為因素導致的,工程因素占10%,不可避免因素占2%。理論上講,管理好人,事故發生的概率就能降到最低。

  同時期的杜邦公司,于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“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防止的”理念,這對于安全文化的發展同樣具有非凡意義。因為在此之前,人們大多認為事故總是要發生的,不過是推遲它的發生,避免它的發生。而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人們的觀念。

  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80年代,專家學者以及企業管理者們對安全理論和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探索,在企業安全管理上發揮了重要作用,人與物的綜合協調、系統安全論是這一階段安全文化表現出的重要特征。

  然而,人類對科技的探索之旅從未止步。20世紀四五十年代起,以原子能、航天、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拉開序幕。在科技的最前沿,人類在享受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,也必將承受它帶來的風險。此時,以超前預控為特征的本質安全思想開始萌發。

  事實上,“安全文化”作為學術概念被提出和定義,正是在核工業領域。

  在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之后,核能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。大量的實踐統計表明,核電廠安全事件和事故中大概有一半與人為失誤有關。核能界將其歸因于安全文化的問題。

  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總結報告中,國際原子能機構(IAEA)的國際核安全咨詢組(INSAG)引入了“安全文化”的管理術語,并在1988年出版的INSAG-3《核電廠基本安全原則》中對該術語做了進一步的闡述,將其作為基本管理原則之一,希望以此防止和減少人因失誤。1991年,IAEA出版了INSAG-4《安全文化》,闡述了安全文化的概念:安全文化是存在于組織和員工中的種種特性和態度的總和,它建立一種超出一切之上的觀念,即核電廠的安全問題由于它的重要性要得到應有的重視。此后,IAEA在一系列出版物中不斷發展和完善這一理念,并逐漸為業界所接受和重視。

  “安全文化”的概念提出后,安全文化理念的發展不再局限于核安全領域。20世紀90年代,杜邦公司的事業已經涉及多個不同的行業,在全球擁有300多家工廠。但讓管理層困惑的是,分布在全球的各家工廠,其安全績效存在巨大差異。為一探究竟,杜邦派出了來自博蒙特工廠的一位名為布萊德利的主管。

  布萊德利通過走訪考察之后發現,那些安全績效好的工廠,主要的生產經營指標都不錯,安全績效不好的工廠,生產經營指標也很差。基于這一發現,杜邦公司于1995年提出了著名的布萊德利安全文化曲線。

  根據布萊德利曲線模型,企業的安全管理要經過四個階段:自然本質階段、嚴格監督階段、獨立自主管理階段和互助團隊管理階段。這一曲線模型總結了每個發展階段中組織與個人的思想與行為特征。也就是說,企業安全文化發展得越成熟,風險控制能力越強,事故率就越低,相應的企業生產經營指標和競爭力也會越強。這一模型深刻影響著各大企業的安全管理,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思維模式以幫助建設企業安全文化,實現觀念與行為的轉變。

  文/高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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